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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夢X侯磊:城市與成長

聶夢X侯磊:城市與成長
 
  聶 夢: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當代作家評論》《新華文摘》等發表論文、評論逾三十萬字,文章收入《中國當代文學年鑒》等選本。著有評論集《小說的年輪》。
 
  侯 磊:北京人。青年作家,詩人,昆曲曲友。中國人民大學文學碩士,熱衷于研究北京史地民俗、碑銘掌故。著有長篇小說《還陽》,小說集《冰下的人》《覺岸》,詩集《白鵝的羽毛》,非虛構文學三部曲《聲色野記》《北京煙樹》《燕都怪談》,社科圖書《唐詩中的大唐》《宋詞中的大宋》等。
 
  聶 夢:我們從具體作品開始吧。先說我一個大致的觀感,我的閱讀順序基本是這樣,先是小說,《紡織廠的女兒》,也就是即將發表在《青年文學》上的這篇,然后是散文隨筆集《北京煙樹》,再接下來是中短篇小說集《冰下的人》。不知道我的感受是不是準確,拋開文體的獨立性,光就內容而言,《北京煙樹》系列更像是你創作的大背景;龐大的地基是它,背景布也是它,出發點是它,目的地也是它。在這個基礎上,有了二〇一六年改定的《冰下的人》系列,又有了最新的這篇《紡織廠的女兒》。我想知道,你的寫作是否有一個整體性的規劃,其思路和我設想的接近嗎?
 
  侯 磊:如您所說。我在二〇一〇年出了第一本小說,二〇一三年出了兩本講唐詩宋詞的書,那時什么都寫。規劃是從二〇一六年發表《女司機》開始的。寫北京除了北京是家鄉以外,還因為喜歡研究北京的人文地理、歷史文物,喜歡純古典的環境,有個從“物”到“境”的過程。大學時別人都在找工作,我和朋友們游走于城內城外的古宅、寺廟甚至陵墓,我們到深山中一座元代的大殿里,發現除了內衣以外全是古代的,連自己都是古代的。
 
  一要熟悉北京地理,每個地方的地名、變遷,這是空間。二要了解每個地方發生過哪些事,這是時間。三要關注,在時與空的交織中生活著怎樣的人,在城圈兒內,有這么多人一起過了這么多年,才形成了北京人特有的習俗、性格、思維方式。這就有了第四點,探索人的行為。當你發現北京人的行為有哪些共通時,才能去談北京民俗和文化等。
 
  最初癡迷上述前兩點時,我還沒關注人本身,也不大琢磨人。后來最吸引我的,恰恰是時空中不可琢磨的人的內心世界,以及人與人、與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最難懂的莫過人心。琢磨人是正面的事,你只有懂別人,才能幫助別人,照顧別人的情緒。我最內疚的,是以前待人接物有粗糙的地方,別人在包容我,我還不知道。這是世界給我的溫暖,以及我對世界的感激。
 
  聶 夢:感覺《北京煙樹》構建了一個流動的充滿了生活氣息的北京,在它之上長出了《冰下的人》和《積極分子》,又長出了《紡織廠的女兒》;但實際上它們并沒有一個顯在的先后順序,而是共生的。是這樣嗎?單說這兩個時段的小說的話,似乎可以看到你寫作視點和意圖的一個變化。《冰下的人》的大視角相對固定,定位在一個特定的時段。比如《冰下的人》《積極分子》寫五六十年代,《水下八關》《少年色晃兒》《女司機》是八九十年代的故事;駐足在某個時段,然后耐心細致地去觀察其中人們的生活和精神狀態,寫深寫透。到了《紡織廠的女兒》就可以明顯看到你寫作的雄心了,時間段拉長,寫變化,寫變遷,寫時代更迭在人身上如何顯影。
 
  侯 磊:算是共生的,都是同一個大背景下的。雄心不敢說,我活得比較自我。
 
  我喜歡想象過去、回憶童年。過去的世界是模糊的,不清晰的。我家對面的胡同在二〇〇〇年拆遷了,我對它很模糊了,但模糊中有那個時代的氣息,那種氣息使我迷戀。回憶童年是因為那時我的奶奶、姥爺、母親都還在世(爺爺和姥姥去世早沒印象)。好像只有親人去世、故園拆遷,才會使人迅速成長起來。
 
  不知不覺中,我們從孩子變成了父輩人,父輩人變成了祖輩人,祖輩人漸漸不聲不響地走了。下一輩人開始玩著手機長大,這些都是我癡迷于寫過去的原因。
 
  聶 夢:所以說“北京”是你寫作的第一關鍵詞,這樣說不為過吧?其實我剛才提到地基啊、出發點啊什么的,也是想表達這一層意思。從你的各種表述可以看出,你的寫作有著很強的目的性,就是要寫北京。小說散文都是圍繞著北京來。它讓你的文字看起來很“集成”,邏輯很齊整,有挖深井的意思。但同時你也說了,寫北京,不過是為了自省,不要忘記自己是從哪條胡同里來的。這就又把這個顯在的“目的”軟化了,包含了很多信念感和情感歸宿的東西進去。能不能說說你北京書寫的動機和初衷,你是怎么把它具體實現在你的作品中的。
 
  侯 磊:主要是我沒在其他地方生活過,連樓房都沒住過,是種遺憾;我挺想去其他地方,過不一樣的日子。
 
 寫北京并不是我想明白什么來告訴大家,而是我對很多現象都想不明白。比如,人人都知道應該尊重知識和文化,尊重女性,但為什么事到如今,還有那么多反智的、不尊重女性的事情發生?舉個例子,很多藥品廣告,都先把病人說得身體爛透了、都捯氣兒了,然后用了他們的藥,立刻就能參加奧運會去了。為什么會這么扯呢?
 
  說到寫女性,還是因為我的奶奶、姥姥、母親等一生的命運。我的奶奶生于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我小時候就想:那個年代,胡同里那些沒什么文化的老太太,每天到底能有多少快樂的事情呢?是晚上多炒個肉菜,還是話匣子里聽了段評書?女性的內心世界始終是男權社會思考以外的事,男作家大多還是站在男性立場寫女性。
 
  這些都是我正在想的問題,當我就某個問題想明白一點點時,又會有更大、更多的問題迎著我,所以,寫作也是解決個人胡思亂想吧。
 
  聶 夢:你在一篇后記里說:“北京這座城的古老與現代長期并存,很少有城市能有如此鮮明的對比與反差。八〇后的北京人也在往日的回憶中,逐步完成自己的個人成長。”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很好的角度和切口。“城”與“我城”,城市的歷史和現狀,生活在其中的我的認知、我的追溯、我的局限、我的成長,這些加在一起提供了太多可以言說的空間。
 
  侯 磊:是的,上一代的事情還沒說清楚、沒想明白,沒有初步的結論,甚至該反思的沒反思,就沒底氣去對當下指手畫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青春,北京過去有“新疆村”“浙江村”,九十年代北京流行吃粵菜,有幾家大粵菜館,三里屯有各種歌廳夜店,秀水街有倒爺……很少有作品從社會的角度,來寫寫他們。
 
  我看了一些城市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方面的書,一直試著用新的思路、方法來寫北京。
 
  聶 夢:從城市經驗這個角度來說,當我讀到散文集的時候我是有驚喜的。就好像小說中那個藏在背后時隱時現的北京一下子跳了出來,像巨幕一樣呈現在眼前;并且這種呈現,是一個歷時性的、多方位的呈現,又奇妙,又熟悉。我看你在書稿里寫到了很多方面,市聲、取暖、洗澡、練攤兒、照相等等等等,并且一路讀下來,我一再遇到自己身邊的實物。我家住安定門,出門五分鐘就是地壇西門,有一陣天天守著簋街通樂的老店吃麻小,我在隆福寺的長虹影城辦了卡,后來影城倒閉了,錢也拿不回來了,這些都是我特別熟悉的路線和事物;但我只是在生存、生活的意義上熟悉它們,并沒有認真探究過它們的過去、來處、歷史,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你的散文對我也是一種補給。
 
  我注意到你對精神性有特別的強調,你說:“在我們頭頂上空,也許是幾千米的高空,會懸浮著一座精神上的北京城。”那么這個所謂的“精神上的北京”,在你的寫作中它的具象物是什么?是千年古城里老百姓扎扎實實的日常生活之上的某種東西嗎?我感覺除了“北京”,“普通人”“胡同”“生活”這些也都是你寫作的核心觀念。
 
  侯 磊:“精神上的北京”,我在不同的年齡、心境給出的回答肯定不一樣。它可能是北京人的性格氣質、思維方式等,人是由思維方式造成了生活方式和三觀。
 
  這些核心概念,恰恰是我一直想得睡不著覺的地方。我以前看胡同里有人哇呀呀暴叫,嗯,那是個莽撞人;有人罵罵咧咧的,那是個粗魯人;有人哭哭啼啼,那是個苦人;有人蹦蹦跳跳,那是個小孩子;有人特別各逮著誰㨃誰,那是個各別另樣兒的……但后來我試著去關注他們各自的悲苦,揣測他們的內心世界,我才知道我錯了;世界上那么多值得關注的人還沒被關注,值得寫的故事還沒有寫出來。
 
  聶 夢:這樣一個好處是有熱鬧感。我不想用“煙火氣”這幾個字來形容,感覺熙熙攘攘的“熱鬧感”更為貼切。通常我們說起北京,會有很多大體量大分量的話題,比如歷史、文化、首都、等等。這些當然很重要,是城市標簽的頭幾位。但實際上,生活在其中的人們的最最具體的生活,和由此相關的一切,才是讓一座城真正活起來的核心要素。我個人很喜歡《一日貨聲》,用聲音來抓住一座城;《上溯隆福寺》的結構很巧妙,從牌樓和大爺聊天寫起,一點一點往回走,許多逸聞掌故慢慢加進來,一直寫到幾百年前;《北平照相館》最吸引人,簡直可以寫個長篇了。并且,我感覺這幾篇散文里的敘事者形象比小說中的更要打動我。
 
  侯 磊:我很矛盾,不只因為熱愛“熱鬧感”才寫,有時是出于痛恨也會寫。人會在生活中找好自己的平衡,但我找不好。比如我特想寫,一切都準備好了,結果突然有個事來打亂了。這種不平衡的、矛盾的、壓抑的、反彈的、擰著勁兒的地方,促使我寫下去。
 
  北京文化,有負面的、不夠文明的、過于保守的、身處“前現代”的一面。日常生活有時太過世俗,太過煩瑣吵鬧。我主張現代家居,男女都少做家務,要交給科技,交給家政公司,要么就過極簡生活。
 
  聶 夢:少做家務的想法很酷。
 
  都說知人論世,在你的寫作當中,有很多都是過去的事,一些老故事,一些最普通的生活的細節,很多我都是第一次聽到。之前看《紡織廠的女兒》時,會對海燕這個形象很好奇、感興趣,后來讀散文,讀著讀著就逐漸意識到,這種好奇和興趣終究還是要轉嫁到寫作者身上。能不能說說你的這些老故事和細節的來源,是什么樣的生活經歷和背景在背后支撐著它們。
 
  侯 磊:主要從三方面:歷史檔案、前人的口述和我可憐的生活記憶。有問題常常向前輩請教,特別是請教過去人的生活邏輯。
 
  《紡織廠的女兒》中海燕的形象有我母親的身影。我的母親身體不好,她四十歲左右就病退了,一直處于養病的狀態。我總和父親一起帶她到處看病,她的病影響了我的寫作。小時候我曾一度悲觀,但后來感到,人面對無法避免的災難時,要理性、科學地面對,要讓人活得更長、更舒適、更有尊嚴,把綜合損失降到最低。母親去世后我想盡早走出悲痛,開始新生活;但那是一種隱痛,暗中在某個你毫無防備的地方刺疼你。
 
  內心的悸動會伴隨你一生,寫作不一定能緩解它。
 
  聶 夢:很抱歉勾起你的傷心事了。痛點與療救是個太沉重的話題。一切都會好起來。
 
  回到剛才的話頭。單從寫作的角度來說,感覺你在文本中呈現的這些經歷、故事、過往,并沒有對你構成太大的束縛,它們供給你,同時你還保持著一個更年輕的更接受和適應變化的視角來看待和講述它們。你寫老故事的時候覺得你年代感很強,寫變化中的新事物的時候又覺得“嗯,這是個年輕人”。你說不愿意用新的記憶去覆蓋舊的記憶,這一點我很贊同,不是非要爭論出孰優孰劣,不是做選擇題。所以你筆下的舊事,有現代的思維在里面,現代的事,又透著四九城的底蘊和積淀,這一點很難得。
 
  侯 磊:謝謝您。對那些老故事、老話題,老前輩們寫過,但我們更要寫;因為時代變了,書寫者變了,寫出來的不一樣。值得反思的事要永遠思考下去,閱讀和行走能開闊視野,思考會接近世界的真相,但大多數人不敢或不愿去看真相。如果只看到一頭大象的腿,思考再多也是一條腿。
 
  文學引領了我的成長,它會讓我成為晚熟的或熟不了的人。
 
來源:青年文學雜志社(微信號)
作者:聶夢 侯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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