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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鷹:說吧,紀念碑

 
作家王小鷹
 
說吧,紀念碑
——專訪作家王小鷹
 
  74歲的王小鷹,最近推出了長篇小說《紀念碑》。
 
  王小鷹曾千里追尋,沿著父母的腳印找到了父親蘆芒為戰友設計的紀念碑。現在,她用自己的方式為父輩和自己這兩代人艱難探索走過的青春之路矗立起紀念碑。
 
  當后人走到這座紀念碑前,能聽到什么呢?又能從中感受到什么、汲取些什么呢?
 
  大美不言
 
  王小鷹是個美人。
 
  很久以前,還沒見過她時,就在不同場合聽說過她的美貌。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來自王小鷹的同行。一位老作家在上海市作家協會位于巨鹿路的老房子里,指著一間會議室說,王小鷹年輕時,有一次走進鬧哄哄的會場,“大家都不說話了,有一瞬間,空氣都安靜了”。
 
  我第一次見到王小鷹,是在一場讀書活動中。她當時已經年過六旬,微微燙卷的頭發,白皙的皮膚,秀氣的眉眼。那天,她穿一身素色的長旗袍,聲音輕輕柔柔地,向讀者講述詩詞和昆曲之美。根據主持人的介紹,大家知道了,王小鷹老師不僅寫書,還擅長書法,會畫國畫,能撫古琴。我想,她真是一個嫻雅貞靜的閨秀。
 
  “所以你想不到我會吵架吧。”后來熟悉了,王小鷹和我說。
 
  “文革”時,王小鷹的媽媽在中山公園被批斗,別人勸臺下的王小鷹謹慎,但她在臺下放聲大哭。后來有人沖擊她的家,年幼的妹妹被嚇哭了。王小鷹和來者理論,直接拍桌子怒懟。她說:“我無所顧忌,我無所畏懼。”
 
  我想,這是她嫻雅貞靜的另一面。
 
  王小鷹不僅是個會畫畫、寫字、著書的才女,她的血液里流淌著新四軍的基因。畢竟,1947年冬,在蘇北根據地烽火連天時,王小鷹是一個在射陽河蘆葦叢中一艘四面透風的烏篷船里被生出的孩子。
 
  她是戰火中孕育的孩子,注定善于抗爭。
 
  抗爭,于王小鷹的父母這代人,是與看得見的敵人作戰,他們青年時即投身前線,有志于拯救民族于危亡,有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雄心。抗爭,于王小鷹這代人,是與看不見的自我交戰。他們經歷插隊和洋插隊,見證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面對社會不斷劇烈的變化,一次次在內心的天平中抉擇。前者的抗爭對外,關乎性命;后者的抗爭對內,但一樣不容易。
 
  兩代人,經歷不同時代,面對錯綜復雜的千萬種可能性,面對不同的誘惑和迷茫,能做出回應的,都是憑著一顆心——一個人歸根到底,只能有一顆心,只能有一種命運。1979年去世的王小鷹的父親蘆芒,2011年去世的王小鷹的母親王莊霄,都已經交出了他們的命運答卷。
 
  王小鷹醞釀二十余年,要用文字記錄父輩的旗幟,要用藝術留住記憶中的一座座豐碑。在最新完成的長篇小說《紀念碑》里,她寫下了父母和自己兩代人的掙扎和奮斗。他們互為映照的故事,也照亮了上海走過的半個多世紀。
 
  美麗的王小鷹說到美,她講:“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她講,最美的美人,不是如今上海街頭俯拾皆是的麗人。
 
  最美的,是她曾見過的母親和她的戰友,以及她們共同經歷的青春。
 
  心靈居所
 
  王小鷹住在上海圖書館北側的街區。
 
  自從近50年前結婚后搬入公公婆婆位于這里的公寓,王小鷹的足跡半徑幾乎再也沒有離開過這一帶。
 
  不管江南的夏季多么溽暑蒸人,只要從淮海中路、高安路交叉口穿入湖南路,然后一路朝北走過去,這一街區的梧桐濃蔭永遠在頭頂編織出一片清涼。
 
  梧桐背后,是一幢幢西式洋房和低密度的公寓。近現代史上曾經入住的各種傳奇人物和建筑本身的神秘美麗,讓這一街區成為時下年輕人近悅遠來的網紅打卡地。這里,也是上海解放后許多南下干部和文化人士被分配入住的區域。
 
  王小鷹和長輩共同居住的這套房子,曾是梨園泰斗俞振飛、言慧珠伉儷的家,寬敞的客廳曾是大師吊嗓子練身段的舞臺。20世紀80年代,著名翻譯家草嬰也曾住在這幢公寓里。而幾步之遙,在五原路288弄,則是“三毛之父”漫畫家張樂平先生的故居。
 
  王小鷹的父母、公婆都曾是新四軍戰士。結婚后婆家往來的親友,以及母親王莊霄在世時,讓長女王小鷹陪伴去看望的阿姨叔叔們,大多住在周邊,也大多是同一個身份——他們都曾是戰士。
 
  在王小鷹作為后輩和作為作家的眼光打量下,這些進入暮年的戰士似乎保持著一種與外界保持距離的生活方式——不管外界時興什么流行什么,他們的生活起居顯得特別簡單,甚至單調,房間陳設如雪洞一樣,四壁空蕩蕩的。
 
  有的人屋中連沙發都沒有,有的人家里的家具上至今保留著機關的編號銘牌。雖然都身處這座以講究生活情調、注重消費而聞名的城市的黃金地段,但打開他們的房門,撲面而來的是一種時光暫停的氣息。屋子的主人還像在軍隊生活時那樣,不要說服飾妝容,除了必備的生活用品之外別無他物,好像隨時準備聽到命令就要開拔一樣。
 
  以王小鷹自己為例,1975年成婚的時候,王小鷹帶著所有的嫁妝:兩個人造革箱子、兩床薄被、兩床厚被、兩床棉胎坐在黃魚車上,丈夫在邊上騎一輛自行車,從娘家出發到婆家,這就算是儀式了。婚房則是公婆讓出公寓內一間東北朝向的小房間,小兩口買了床和大櫥等家具,加上公公送的一個書櫥,就是全部家當。彼時,“文革”還未結束,公公的公寓里,一半房間還被貼著封條。墻粉剝落,小兩口就自己帶了一桶粉來刷墻。
 
  這種簡樸并沒有隨著改革開放而有所改變。這書櫥保留至今,而一直到上個世紀末,公公婆婆都還堅持用一對舊藤椅。
 
  為什么會這樣呢?他們經歷了什么?這一幀幀父輩的樸素的家居影像,都留在王小鷹的腦海里。老戰士們對物質和消費的淡漠,對家居生活的不甚在意,并不完全是偶然的。背后一定是與他們的人生故事緊密交織的。
 
  王小鷹的母親王莊霄曾是新四軍皖南教導總隊八隊的隊員。她所在的隊伍是一支傳奇的隊伍,成員全是女兵。她們當中,有參加過長征的女紅軍,有來自上海、蘇浙等大城市的青年學生和產業工人,有不堪壓迫的童工,有貧苦的村姑,有遠渡重洋而來的華僑,也有瞞著父母前來參加革命的巨富豪門家的千金。每一個人展開都是一本豐富的小說。由于材料過于豐富,描述反而變得困難。
 
  在云嶺的晨曦中,這些出身背景各不相同的女兵在操練、行軍和內務中習得了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在進入上海生活、工作幾十年后,依舊保持了行伍時的狀態。
 
  這個摒棄舊日自我、獲得一種新生的過程是怎樣完成的?
 
  這個摒棄舊日自我、獲得新生的過程究竟有怎樣的魅力?
 
  真正自由
 
  在人生最后的時段,看到昔日戰友都在出回憶錄時,母親也有把自己的7本筆記整理出書的想法,最后卻說:“我不出書了,我把所有的故事都留給我的女兒。”
 
  倒是王小鷹,反而遲遲不敢下筆。有幾次,母親甚至催促她:“我的女兒真討厭,總是寫別人的故事,不寫我們的。”
 
  這種近鄉情更怯的惶恐和與死神爭奪的惶恐交織而來,追趕著王小鷹。眼看著母親日常使用的通訊錄上,一個接一個戰友的名字被黑框框起來,王小鷹感到越來越急迫。母親日漸體弱后,王小鷹從公婆家搬到母親身邊,直到2011年母親去世。不久,婆婆也去世。王小鷹和丈夫從娘家搬回公公家,照顧高齡的公公。
 
  回到新婚時的住處,看到客廳外的樟樹。樟樹的樹冠大約三層樓高,從陽臺望出去正好齊平。但樟樹上攀著一叢邊上依附過來的冬青,西邊又蔓延過來一簇紫藤,底下還有些雜草長上來。所以,雖是樟樹,但一眼望去,是一大捧形狀各異的葉子長在一起,春天開著紫色的花,冬天有紅的葉。
 
  “就好像人和人的命運,時間和時間的因果一樣,糾纏在一起,分不開彼此。”王小鷹說。
 
  面對這一棵樹,王小鷹有所觸動,縈繞腦海許久的前輩故事紛紛而來。現在是寫作的契機了。
 
  2015年開始,王小鷹花費5年時間,寫下了《紀念碑》。這里面有如母親一樣的女干部史引霄。改革開放初期,史引霄復出工作,她以高票當選上海某區區長,她支持民營企業發展,解決回城知青就業問題,啟動舊城改造工程;也有像父親蘆芒一樣的畫家、詩人,全心全意用藝術謳歌曾并肩作戰的戰爭英雄,為設計英雄紀念碑嘔心瀝血;更有他們的一眾子女和同輩的故事,眾多人物各自有血緣或者同事、戰友關系,互相糾纏,互相映照。兩個時代,一種青春,紀念碑在這里不僅僅紀念去世的人,也是燈塔,照亮每個人心中的英雄主義或卑劣情操。
 
  母親給王小鷹的材料,以及陪伴母親重訪云嶺的經歷,王小鷹最后只用了三分之一。史引霄的身上還濃縮了許許多多和母親有相似經歷的女戰士的經歷。她們有大大咧咧的一面,有仗義執言的一面,有不畏艱苦的一面,在這些豐富的性格下面,是她們共同分享過的艱苦壯麗的青春歲月。
 
  “她們才是真正自由的女性。”王小鷹說。
 
  雖然時下的女性擁有過去的女性所沒有的受教育權利和擇業擇偶的權利,但王小鷹看到她們中一些人的心靈被消費主義和社會中各種攀比現象所禁錮——反而是母親這輩人,在王小鷹的心里,是真正的無所拘束、恣意美麗。
 
  紀念碑紀念的,就應當是這種風華正茂的青春。
 
  長到了當年母親叮囑她寫作的年紀,王小鷹也像母親的戰友們一樣,對城市中的時尚和商場的流行保持一層淡淡的疏離。
 
  “不管外頭流行什么,衣服穿著的風向,或者寫作風格的變化,到我這里都打住。我只跟隨我的原則,我是不為所動的。我不會改變。”
 
  她用我行我素保持她的抗爭。
 
  她寫作,用傳統的第三人稱全知視角展開敘事。她落筆,也是用最傳統的手寫稿紙的方法,一筆一筆,5年65萬字,全寫在稿紙上。寫到去年10月交稿,今年初謄錄校對完成后,王小鷹胃出血,大病一場。
 
  康復回家,窗臺外香樟正葳蕤,夏日陽光照著葉片油亮。王小鷹說,冥冥之中,她感到對母親有所交代。現在,她可以稍事放松地去構思下一本小說了。
 
  一種純粹
 
  “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那就是認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熱愛生活,并為之而奮斗。”
 
  這句羅曼·羅蘭的話,王小鷹把它放在《紀念碑》的第一句。
 
  大約在1994年,因為電視臺拍攝共和國同齡人主題的專題片,要去黃山茶林場十一烈士墓前拍攝一些鏡頭。曾在此插隊的王小鷹受邀帶著當時只有5歲的女兒同往。當帶著女兒來到山坳里的黃山茶林場四連,也就是她和丈夫曾生活工作過的采云隊時,展現在面前的是門窗歪斜、磚墻剝落的小屋,門口到處是厚厚的鳥獸糞便,根本看不出曾有一群年輕人在這里有過笑聲和哭聲。
 
  1969年夏天,黃山地區驟降暴雨,引發一場特大山洪。黃山茶林場四連遭洪水圍困,山洪沖毀了木橋,對岸食堂、倉庫里大批糧食和化肥有被洪水沖走的危險。十余名青年沿著泥濘的山道趕到四連公路橋時,橋已被洪水淹沒。他們毅然手挽起手,迎著沒腰深的急流涉水而行。就在他們踏上公路橋時,兇猛的洪水猛然掀翻橋面,11位青年當場落水,不幸被洪水吞沒,壯烈犧牲。
 
  犧牲青年中的陸華和王小鷹都是向明中學66屆高中生。她們一起來黃山,住在一個宿舍,睡的是上下鋪,一個鍋里吃飯。朝夕相處的青春少女,忽然變成了冰冷的墓碑上的名字。這樣的沖擊,讓王小鷹永難忘懷。
 
  陸華是個有為青年,來黃山不久就被選為生產隊的副指導員,并作為群眾代表列席了場部重要會議。倘若不是那場洪水,她的前程會如何?無數個夜晚,王小鷹一遍又一遍想著他們。如果他們不死,或許也能出國留學拿博士學位,也能成為腰纏萬貫的炒股大戶,也能是影視界的一顆耀眼明星……然而,他們化作了青山中的一抔泥土。他們審視生者的生活,會羨慕欣慰還是遺憾?
 
  小說《紀念碑》一開始,一對上海知青戀人登場。男青年為了爭取女友家人贊同,費盡心力謀得大三線軍工廠職位。本以為從農轉工能被高看一眼,但因為政策忽然允許知青返城,女友立刻回到上海另嫁他人。被拋棄的男青年不知如何面對被捉弄的命運,帶著雷管去女友家決定做個了斷。
 
  所有的人物,隨這個事先被張揚的謀殺行動開場。事實上,這也是王小鷹經歷的歷史時刻。在此分水嶺前后,高考恢復、改革開放、國門重啟、市場經濟、股票開市、民營企業等一系列新事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次第展開,個人面對劇烈變化的社會,觀念被不斷捶打淬煉,一個人必須作出選擇。這是很無奈的,也很令人生畏。其中的分量,并不亞于父母輩經歷戰爭時遇到的挫折和壓力。
 
  一個人一生中,大約會遇到上萬的人,熟悉的或許有好幾百人。這些人,你沒有辦法知道每一個人的結局。但對于一個作家來說,王小鷹覺得有義務給他們每一個人一個結局。在《紀念碑》的下部,這些從知青歲月里走出來的青年,都有了各自清晰的判詞。
 
  這是書中人的故事,也是書外人的見證。
 
  當自己兩鬢斑白,回望黃土隴中永遠年輕的逝者時,能紀念的是什么呢?
 
  王小鷹說,對死者的紀念總是漸漸地淡漠,并且,如今的道德觀、價值觀都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們也許會覺得,以11個年輕鮮活的生命去換取幾麻袋糧食、化肥,實在是不值得。然而,那糧食、化肥當時代表著集體的利益。值得永遠紀念并崇敬的是,他們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精神和意志。
 
  “這和《覺醒年代》里的革命先輩、疫情中奮戰一線的青年一代所擁有的是一樣的精神的傳承。”
 
  這一次,“紀念碑”三個字紀念的,不是一場戰爭中犧牲的人,而是純粹的青春。在世界萬物中,人們共同擁有的交集只有青春。青春帶著個人的印跡,也值得被所有人回望。
 
  畢竟,也是羅曼·羅蘭說的:
 
  “信仰不是一種學問。信仰是一種行為,它只在被實踐的時候才有意義。”
 
  沒有謎底
 
  王小鷹自詡是家庭主婦。
 
  多年來,許多的長篇和一部部中短篇小說,就是在往來于醫院照顧長輩、接送女兒上學讀書、照顧丈夫工作起居的瑣碎雜事堆積起的時光間隙里完成的。
 
  公公家有一個與王小鷹同齡的保姆,已經為雇主工作超過25年,形同家人。她不識字。有時和王小鷹一起看電視,指著劇中人就問:這個是好人嗎?又或者問:這個人是壞人嗎?
 
  王小鷹總是說:大姐,人不是黑白二元對立分的。即便你我二人身上,也同時有好的部分,也有壞的部分。人性的復雜幽深,很難簡單粗暴地去評價。左右兩者占比的,是外界的環境和個人的修為。
 
  “一個全部的好人,或者一個全部的壞人都是不存在的。一個人總是在不斷變化中。只有一個不變,就是世間萬物在變。但關鍵不在于記錄變化本身,而在于事情發展過程中,變化對人的塑造,以及應對變化時人的成長。”王小鷹說。
 
  一個小插曲,讓王小鷹感到饒有意味。母親生前有兩個好朋友,他們各自出了傳記,在描述一樁事件時出現了分歧。兩個人都是親歷者,一個說事情是這樣的,另一個說事情是那樣的。他們所爭的并非個人榮譽,但歷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可能答案真的“只能在風中”。
 
  包括王小鷹自己,也被父母遺忘了具體的出生日期:
 
  1947年底,正值蘇北根據地遭遇進攻。當時,根據地的主力部隊暫時北撤,只留下一部分干部在原地堅持斗爭。王小鷹的母親王莊霄就是留下的干部。當時,淮安失守,王莊霄被調往阜東縣做群眾工作。就在危急時刻,偏偏臨產了。“組織上找到一戶可靠的陳姓船工,將母親托付給他。陪伴母親一起登船的有母親的警衛員,還有一位醫療大隊的護士和一位略懂接生的當地婦女。這艘小小的烏篷船在射陽河里漂泊了半個多月。船老大很有經驗,聽到岸上狗叫得厲害,說明有敵情,便將船搖入深深的蘆葦叢中隱蔽起來。”
 
  母親就在射陽河蘆葦叢中的小船上生下了王小鷹。當時,產婦躺在四面透風的船艙里,身下只墊著一條舊毛毯,產后發高燒,說胡話,不省人事,命懸一線。幸而父親與一個通訊員騎馬沿射陽河追尋了四五天,終于追上了小船。隨船的護士開了藥名,通訊員飛馬去軍區醫療隊取藥,這才救活了王莊霄,并將才出生的王小鷹寄養在當地老百姓家里。兩個多月后,重新回到父母身邊的王小鷹頭上身上已經長滿了虱子。
 
  父親看到女兒眼睛炯炯有神,便說“鷹擊長空,凌厲有光”,她便有了這個“小鷹”的名字。但關于王小鷹的生日,幾十年來一直是個謎。“母親只記得當年她病愈后已然要過元旦了。警衛員和護士跟她說,她纏綿病床已半個多月了。新中國成立后,要上戶口,母親要填我的生日,她毛估估就寫了個12月11日,登記的同志落筆誤寫成了11月12日。于是1947年11月12日便成了我戶口簿和身份證上的生日。”
 
  一輩子沒有確鑿生日的王小鷹,選擇成為一名作家。作家歸根到底不是給出答案的人,只是記錄事實的人,也是提出問題的人。
 
  王小鷹曾千里追尋,沿著父母的腳印找到父親蘆芒為戰友設計的紀念碑。現在,她用自己的方式為父輩和她自己這兩代人艱難探索走過的青春之路矗立起紀念碑。
 
  當后人走到這座紀念碑前,能聽到什么呢?又能從中感受什么、汲取些什么呢?
 
  受訪者簡介
 
  王小鷹,1947年出生,女,浙江鄞縣(現寧波市鄞州區)人,上海作家協會專業作家,40年來出版了30余部作品,包括長篇小說《你為誰辯護》《我為你辯護》《丹青引》《長街行》等,曾獲第十一屆“五個一工程”獎、第四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第四屆“上海文學藝術獎”優秀成果獎、第三屆人民文學獎等。
 
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沈軼倫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827/c405057-322101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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